《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实际上，这本书的形式与《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比较类似，都是通过介绍学者的观点，对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在《文化理论》中，这个问题是“文化由什么决定？起着什么作用？”；而在本书，这个核心问题是“现代思想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与之对应的社会状况如何？”

一、问题的开始：什么是现代

我们不妨从本书的书名说起，我们总是在说“现代”、“现代化”、“后现代”、“现代性”等等，但很少有人清晰地解释什么是”现代“，这些概念间又存在什么区别。或者更深入地说，“现代”是如何提出的？为什么要提出“现代”？刘擎在导言给出了他的回答，也是我觉得非常清晰明了的回答：

“现代”的本质是一种时间意识。

• 一方面，现代这种时间意识，与古代的“循环史观”相区别，是对“线性史观”的转向；

• 另一方面，这种对过去的“否定”，同时暗含着对现代人的主体性的肯定，这也是“人本”思想的体现。

概括而言，启蒙理性主义带来了思想的变革，从而“现代”的时间意识萌生，促进社会在多方面发生变革，这便是“现代化”的过程，而变化的结果使得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出现不同，社会中出现的新特质便是“现代性”的结果。

那么，“古今之变”有哪些本质的表现，我们又能对此提出什么问题呢？

• 其一，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的重要性提高了。什么是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为什么说这个价值的重要性提高了？提高了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 其二，“自然”秩序被打破。什么是“自然秩序”？为什么会被打破？被打破之后会发生什么？

• 其三，理性秩序被建立。什么是理性秩序？理性如何出现的？谁赋予理性秩序被建立的权利？建立的结果如何？

二、对“古今之变”的回答：现代思想的演变

在书中，刘擎以现代思想的成年、现代人的精神危机、20世纪的教训、自由主义及其批评、后冷战时代的争论，为5条主脉络，以接近20个思想家对这5条主脉络的探索，串接起西方现代思想的学术地图。

但我们不妨跳出原书顺序的框架，以问题为新的主线，通过对问题的回答，共同游览这片地图。

1.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的重要性提高了

①什么是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判别哪些是“个人主观赋予的”，而哪些不是？价值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从哲学意义上，价值泛指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而所谓“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可以近似理解为对“意义”及“有用性”的评判主体从约定俗成的社会转向个体。不太恰当地说，这是“我应当”向“我认为”的一种转变。

②而对于价值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有两个讨论都很值得分享。

其一，是“价值一元论”和柏林的价值多元论。实际上，这个概念的名字极具误导性：价值一元论并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而是认为各种价值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但柏林提出，

不同价值之间具有“不可公度性”——我们无法找到一把度量所有价值的尺子，比对出“1自由=0.5勇敢”。

这意味着，每一价值并不是其他价值的派生物，也不能被还原为其他价值。那么，这种“不可公度性”是否意味着价值是无限的，又导致了什么结果呢？柏林的回答是，价值虽然多样却并非无限，因为人类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此外，柏林认为价值的多元性将导向永久的人类困境，由此人们需要选择为了一些终极价值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什么才是终极价值”（也可能是书中未提及）。

其二，是对价值中“自由”的讨论。本书提到的许多思想家都从不同方面对“自由”进行了讨论。

从萨特开始，他提出人与物不同之处在于“人是自为的存在”，因此人没有固定的本质，而这种“存在先于本质”的现象意味着“人永远无法‘是’什么，但人永远在‘成为’什么”，这也正是萨特著名的“存在即是虚无”。但这个论断实际上并没有在这里结束，萨特继续从这个论断推出了“人被判定为自由”，即人的自由就建立在人的存在、最根本的虚无之上。由此，在萨特的视角里，自由是判定人的本质为虚无后的进一步产物。

随后，柏林对自由的分类展开了论述。他认为可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前者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去做”，后者是“我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当然，二者的界限较为模糊，有时也存在以“积极自由”的名头损害“消极自由”的情况。可以说，柏林是从“自由”的具体表现形式来认识自由的。

然而，“自由”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正如前文提到的价值的“不可公度性”，“自由”也会受到其他价值的挑战，而平等正是首先对自由发起挑战的一个：人们对“平等”的追求使得自由的内在涵义发生了变化，从不同等级位置有特定的不受侵犯的自由，到“人应当平等地享有同样的自由”。罗尔斯提出的保证平等的方法是“无知之幕”，即大家暂时忘记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共同讨论如何“分蛋糕”，在为可能占据优势的自己争取权益的同时，也为可能处于弱势的自己考虑保障，他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保障“平等的自由”，并提出在公平的机会平等下，大家也会同意某些不平等分配。但诺齐克却对此有不同观点，他提出的“自由至上论”认为，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经济领域，都要把个体权利放到最高位置。因此，他认为虽然某些处境下的贫困是不幸的，但不幸不意味着不正义。罗尔斯与诺齐克这种对是否社会要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的争论，在德沃金的理论中得到了综合考虑：他认为应该将每个人“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因此应当考虑处境不同造成的不同需求。具体而言，对不能选择的处境所造成的（例如吃不起基本的粮食），应当弥补差异；而对于个人自愿选择的偏好导致的（例如因为爱吃鱼子酱而贫穷），应当接受差别。

更进一步地，现代的自由主义涵义获得了扩充，成为“自由、平等、多元”的“三全其美”。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三全其美”呢？泰勒和哈尔马斯分别从个人与个体间提出了“本真性”和“在人间”（由作者概括）的解决方案。泰勒认为，比起外界施加压力于个体使其“做正确的事”，更有效的是将“道德内在化”，即提倡个体与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所谓“本真性”）。但就同《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般，问题在于“良知”的概念过于模糊，也无法保证所有个体内心都有“良知”。而哈尔马斯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是考虑“人”并不作为个体单独存在，而总是在“人间”生活的，因此，解决方法也应当到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中寻找（但作者也没有展开更多的描述）。

③为什么说这个价值的重要性提高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觉得要从韦伯提出“世界的祛魅”开始说起。以前人对自然的认识中有一种神秘性，世界的一切现象的背后都有神灵。

• 一方面，这种神秘性源于以前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有限性，无所不能的“神灵”为无法认识到客观成因的某些现象提供了充足的解释性；
• 而另一方面，如马克思宗教观中人们由于受到现实压迫向“宗教世界”寻求救赎一般，神秘性也源于人类企图向“漫天神灵”寻求解决方案，此时“神灵”成为人类与宇宙的联系，用作者的话比喻就是“此时人类孩童在宇宙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古代的人类是“嵌入”在自然里的。

然而，理性的出现（将在后一个问题阐释）首先驱逐了原始宗教种的各种巫术，让宗教走到理性思辨的道路上，在祛魅的第一阶段里，宗教非但没有被瓦解，反而被促进理性发展了；随后，理性一旦展开考问一切超验与神秘的逻辑链条，就不会轻易停下，祛魅的第二阶段很快就转向了宗教与一切的自然现象，于是自然世界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摘下了，宗教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

由此，人类的“共同神话”消失了，社会的“共同价值”不再成为默认选项，其重要性下降了。这是针对问题中“个人”的回答。

此外，还可以针对“客观”进行回答。在从前，重要的是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种客观价值。但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有时能压倒其他一切标准，例如“千金难买我开心”。换言之，如果前文所提哲学上的概念，价值泛指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那么可以说此时“意义”的评判标准从客观转向了主观。

④那么，提高了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韦伯给出的回答是“诸神之争”，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作为默认选项的“共同神话”消失后，我们的选择变得多元，但多元也同时意味着永远的不确定性。

• 当这种不确定性反映在个体身上时，即是迷茫和“无意义感”。
• 而反映在社会层面，则是激烈对立的议题和几乎无休止的公共生活的冲突。

此外，尼采也提出了“共同神话”消失后的问题——我们还有共同的真相吗？尼采提出的视角主义认为“只有视角，没有真相”。值得注意的是，尼采的视角主义并不是每个人都以不同的视角看同一个事实，这种认知建立在“果真存在那么一个绝对客观的真相”上，但他认为在“上帝死了”（共同神话消失）之后，压根就不存在那么一个绝对客观的事实。而对于公认的“客观事实”，尼采认为这种客观性不过是一种错觉，本质上只是大家在共享一种视角。随着视角的变化，“客观事实”也会发生变化。当然，尼采的这种“否定”思想是极具危险性的，需要读者自行甄别与思考。

对第一个大问题，一言以蔽之，个人脱离特定群体——这是“个人主义”的兴起。

2.“自然”秩序被打破

①什么是“自然秩序”？

哈耶克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他认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许多“自发秩序”，例如乡间的小路、约定俗成的语言、一些民法等等。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然而，对自发秩序的承认，并不等同于否认其中存在的人为因素，而更多是指在每个人自为的选择下自然形成的系统规划。

②为什么会被打破？

本书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但我想，“自发秩序”与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有些相似。

• 这种理想的“自发治理”，是否适合于实际情况，又是否有其限度，都需要打问号的。从这一方面来说，“自发秩序”有其理想性和不完备性。

• 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而仅靠“自发秩序”，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社会资源，从而实现生产力发展呢？这是对“自发秩序”的效率所提出的疑问。

③被打破之后会发生什么？

如果说，“自然秩序”是与“冥冥中”的宇宙相联系，那么，自然秩序被打破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脱离宇宙整体，成为相对的“人类主体”的过程，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兴起。

3.理性秩序被建立

①什么是理性秩序？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从“科学的再定义”开始说起。在传统的科学逻辑中，观察-归纳-证实是常用的一种推理方式。很容易想到，如果我们做出“世界上只有白天鹅”的论断，即是见过世界上一千只白天鹅，也不能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黑天鹅，而只要见到一只黑天鹅，这个论断就会被推翻。这种“证实”与“证伪”的不对称性，在现代人看来似乎十分显而易见。但“证伪主义”的提出，实际上正来源于波普尔。他提出，

理论的科学性不在于其能被多少次证实，而在于其包含被证伪的可能性。

也由此，他将科学发现的逻辑重新定义为问题-猜想-反驳，而这也正是沿用至今的现代科学的研究模式。也正是波普尔对科学的再定义，使得人们开始对理性有着更近一步的思考。

此外，韦伯也曾就理性的表现形式展开过讨论。他认为，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前者用于找到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手段，这种“有效性”有其客观标准；而后者则用于判断目标本身是否有价值，如前所述，这种“有价值”的判断则更加多元化且难以普及。

综上，所谓理性秩序，可以说是人类对理性有更多思考以后，综合使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也许更多事前者）构建起的秩序，而秩序构建的权力的集中体现，也就构成了各种权力机关，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

②建立的结果如何呢？人类是否可以永远依赖“理性”呢？

在“现代性”的旗帜鲜明地插在世界各地的20世纪中叶，发生了一件极其野蛮、文明倒退的大事件——大屠杀。对于这一野蛮事件的成因，当时流行的两种解释是“变态论”和“仇恨论”——都将其视为现代性文明中“反常的偶然”。但鲍曼和阿伦特却对这“偶然性”不以为然。

鲍曼认为，大屠杀正是理性与理性化的结果。他提出理性的症候有三：使得零件高效率运转、丧失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的官僚制、将犹太人看作社会秩序中的“杂质”的现代科学技术，以及给受害者提供选项时调整其中收益，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理性在大屠杀发生的背后推波助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认为现代性与大屠杀密切相连，并不意味着大屠杀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而是正视和警惕问题演变为灾难的可能。

在另一方面，阿伦特认为大屠杀是一场“平庸之恶”。“平庸之恶”并非是指“恶”是由平庸的人所犯下的，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恶的平庸性与极端性。

• 平庸性表现为，这种恶并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而是由于放弃了思考而作恶，换句话说，这是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 而极端性则表现为，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作目的，甚至都没有看作是手段和工具，它极端地否定了“人的多样性”。

更进一步而言，阿伦特认为这场“平庸之恶”的根本症候在于独立思考的缺位，传统的道德教化已经不能促进真正的思考，而是需要做出自己独立的是非对错的判断。

结束“现代性与大屠杀”的讨论后，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回答“理性秩序建立的结果是什么”的问题了。

经历了“祛魅”和“诸神之争”的阶段，韦伯对理性秩序建立的结果做出了一个相当形象的比喻：现代的铁笼。他认为，这个”铁笼“既是一种庇护，又是一种禁锢。

• 正是这种庇护使现代得以发展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优秀文明，
• 同时它又造就了片面的社会文化和片面的社会关系：工具理性逻辑在社会占据主要地位，使得对手段的追求有时超过了对目的的追求，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也逐渐变成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

此外，提出科学的可证伪性的波普尔也对理性主义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他提出，同科学永远难以被证实一般，解决方案（例如对社会的理性规划）永远会遇到新的问题，故而永远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

提出“自发秩序”的哈耶克也提出人类对理性的自负，即人类对理性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相信理性能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规划。他认为，无论是体现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的苏联经济模式，还是集体主义梦想最高版本的纳粹主义，均以失败告终，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必然无知”，即人类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妄想扫除一切无知的完美计划总是不可能的。

最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也高声宣告了“理性人的死亡”。他提出“自我、本我、超我”的人格结构三元论，认为“无意识”潜藏着人类的本能欲望，而其又为人的生命驱动力。由此，欲望得到了承认，而无需被超越。

综上，许多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理性的局限性，提醒我们打破“理性无所不能”的刻板印象，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需要完全拒绝理性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如韦伯所说，

“认为打碎“现代的铁笼”就能彻底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天真。”

认识理性的局限性，也并非要陷入极度悲观的境地，而是为了了解真相，诚实地面对全部的事实。

三、后冷战时代的争论：未来何去何从

在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冷战时代结束，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每个人的生活都更加密切地与异国他乡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也越发紧密。那么，未来究竟是制度决定文化，还是文化依赖于文明，何去何从呢？

福山的观点是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以“被承认”为动力，并且必然发展到自由主义民主的终点。在他的逻辑链条中，现代化的普遍进程，是现代化的需要必然倚赖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必然采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则导向自由主义民主。换言之，他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必须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而制度将决定文化，导致全世界成为“资本主义村”。

而亨廷顿并不认可福山的观点，与之相对地，他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世界地图的“分界单位”是文明，而文明价值和宗教具有持久性，一个文明的核心价值更是难以改变。因此并非制度决定文明，而是文明决定世界秩序的重建。在他构想的结局中，是同一个文明圈内，由核心国家主导圈内的秩序，而在不同文明圈之间，展开平等对话协商，彼此妥协让步。

四、对思想的更深追问：为什么要提问

在本书的“答学友问”部分，有一个学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读过一些书，刚刚对人生意义有了懵懂的思考，且他的思考能力决定了自己只能止步于此种状态，那么思考似乎只能给他带来痛苦，思考还有什么意义呢？

英国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有一句名言，“宁愿做痛苦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意做一头快乐的小猪。”但选项从来就不只是“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小猪”。思考、或者说认识真相的过程也许痛苦，但快乐与痛苦并存，希望与光明、困惑与灰暗并存，悲喜交加、明暗交错才是生活的常态。

• 一方面，我们也许都会意识到思考的过程伴随着痛苦，却常常忘记选择不思考同样具有巨大的风险，不一定是“快乐的小猪”，还有可能是“痛苦的小猪”。

• 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用逃避的方式“跳过”所有的思考，人生一定有需要你思考的某一刻，只是这一刻到来的先后而已。

那么，既然选择无可避免，两种选择又都具有痛苦的风险，

“我自己宁愿选择求知和思考的风险，这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免除痛苦的机会更大，而是因为这使得我们更接近‘充分而完整的人’。”

五、后记

这是一本非常值得反复阅读与思考的书。刘擎对各个思想家的观念解释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且不如其他导论书一般点到为止，而是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讨。且整本书的逻辑框架也很清晰，“宏观”上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微观”上每一小部分也按逻辑展开，阅读过程也不会晕头转向。

只不过，“转义”的过程无可避免地伴随着“磨损”，而我大胆打乱顺序，再次转述的过程，又导致了“磨损的磨损”，要想更准确而深刻地了解，还需回到原文去求索。

第一次编辑于2024年10月01日。